“实在不知咋办，只好带着娃儿上街要饭??”33岁的马艳丽一脸无奈的神情。一年前，这个河南乡下女子，一胎生下3男2女，让全家人感到喜悦和兴奋。她的丈夫，初为人父的刘永旗决定借用奥运福娃的名字给自己的5个娃起名。
如今，马艳丽和刘永旗带着5个“福娃”，还有年迈的父母，背井离乡，来到郑州，开始上街乞讨的落魄生活。
“咱们家原来不富裕，种田，打工，日子将好够过，一下子添了5个娃，实在难啊！”孩子的爷爷57岁的刘成群对《新世纪周刊》说，他们已经在郑州街头乞讨了20多天。
五娃落地
11月的郑州，气温骤降。马艳丽一家住在城市南郊黄冈寺南一街附近一处简陋破旧的毛坯房内。
毛坯房约有30多平米，除了一张旧床垫，屋子里没有其他物件。几条绳子横在屋子里，彼此交错，上面挂着几个孩子的尿布和衣服。旧床垫是附近好心人家给送的，“我们离家时也没有带被褥，幸好有这垫子，要不然直接睡在这地上，太凉，孩子吃不消。”
说这话时，马艳丽手中一左一右抱着的两个孩子正打着架，不停哭闹着，“我手里的是老三老四，床垫子上的是老二。”马艳丽说，她往屋子的一角努了努嘴，“那是我公公，他手里抱着的是老大和老五。”5个孩子1岁零7个月大。
孩子的爷爷刘成群在一旁说:“我有3个儿子，大儿子生了女儿，三儿子还没有成家，二儿子刘永旗去年得了5个娃，我们可开心，谁不想子女成群，就像我这名字一样，可真的一下子有了5个小孩子，还真感到困难了。”这位满脸皱纹的老人边哄孩子边絮叨着:“我上面还有80岁的爹娘，他们身体也不好，这5个娃没出生之前，我和刘永旗还能出去打打工，家里十多口人守着8亩2分地，日子还好过些，眼下实在难了。”
马艳丽说，丈夫刘永旗前一天回老家开封杞县了，“我公婆80多岁的父母身体一直不好，冠心病啥的，天冷容易发病，刘永旗回去看他们了。”
刘永旗今年31岁，开封杞县板木乡洼刘村人。结婚后，很快有了一个女儿，但是他还想着“生个儿子，才算数。”
“后来他花了2800元钱，办来个二胎准生证。那是2004年的事情。”马艳丽说。
过了一年，马艳丽又怀孕了。那时，刘永旗还在浙江台州打工。在她怀孕三个月时，家人陪着她到县里的医院做“B超”，“当时就吓了一跳，B超显示是3 胞胎！”他们都有点不太相信，又转到一家大医院复检，这回结果更加意外，“B超照下来说是4胞胎。”
一家人开始都很高兴，但很快他们又犯了难，“一下子生出4个娃，养得过来吗？”马艳丽说，家里本来就穷，养一个孩子都很困难，何况再添4个。“那时，我妈劝我，干脆流产算了，生下让饿死还不如不要呢。”不过婆婆却坚决反对，“孩子一定要，一个不能少。”
直到这时，家人才打电话告诉在浙江打工的刘永旗，“他一听，就想着赶紧回来照顾我。”马艳丽说。
2006年2月25日，杞县人民医院，当挺着大肚子的马艳丽出现在病房时，很多人都来围观。“那会儿肚子就像个石磙，大得很。”一天后，当该院妇产科主任、主治医师孔德秀为马艳丽做剖腹产手术时，她一下子“惊呆”了:预产前每次检查都是四胞胎，现在又多出了一个，是五胞胎。
“幸好是自然受孕，孩子又是足月后剖宫产，所以孩子们很健康。”马艳丽说，孩子们出生时，最重的2公斤，最轻的1.6公斤。
困顿的一年
“原来准备的四套衣服不够了，当初准备的四个名字还差一个。”同病房的病友献上一计，“奥运福娃也是五个，何不把他们的名字拿来用？”这个主意得到众人的赞同，刘永旗给自己的两个女儿3个儿子分别起名为“贝贝、晶晶、欢欢、迎迎、妮妮”。
对于这户贫困的乡下人家，养活5个娃娃，实在是“缺钱”。马艳丽说，当时医院很同情他们，只收了2000元的药费，住院费和手术费全免了。
“我们想寻求社会救助，刘永旗给县里电视台打了电话。”刘成群说。很快杞县电视台播放了关于刘家五个“福娃”的新闻，旋即引发了这个小县城的“震动 ”，“县政府、县妇联都来人慰问，带来了200块钱，还有8袋奶粉，五套衣服。”但是送来的奶粉很快喝完，200元钱也很快花掉了。
5个“福娃”嗷嗷待哺，马艳丽自己身子虚弱，没有奶水，为了买奶粉，他们四处找亲戚借钱，“咱家亲戚都是穷人家，借了一圈，借来2000块，很快买奶粉又花光了。”
“我后来又找乡民政所，民政所长对我说，乡里穷啊，民政上也没有一分钱，说着，那个所长从自己囗袋里掏出20元钱要塞给我。”马艳丽说，丈夫刘永旗没有办法，再次跑到杞县民政局，社会股的一个工作人员对他说:“流浪的小孩儿归我们管，像你这种多胞胎我们管不了。”刘永旗又去找局长，局长解释说国家没这项政策。
村子里好心的乡亲们开始自发地帮助刘家人。几个同在哺乳期的女人主动给“五福娃”喂奶吃。“我很感激她们，但这不是长久之计，人家的娃也要喝奶啊。 ”马艳丽看着自己5个“福娃”饱一顿饥一顿，实在心疼。
“把孩子们送给人家养吧。”有乡邻这样建议，马艳丽坚决不同意:“自己身上掉下的肉，舍不得。”
一个月后，在当地妇联的帮助下，西安银桥乳业公司向孩子提供了150公斤价值1.6万元的“秦俑”牌奶粉，可供他们一年食用。“5个孩子的胃口太大，这些奶粉顶多能管5、6个月，但是我们实在不好意思向人家多要奶粉了。”
屋漏又逢连阴雨，就在刘家人为孩子的吃喝拉撒犯愁时，又有了更大的麻烦。2006年5月12日，“五福娃”中的老大“贝贝”突患“不完全肠梗阻”住进了开封市儿童医院，刘永旗身上带的600元钱，第一天就花去了500多，第二天他不得不抱着孩子回了家。老三和老四都得了很严重的疝气，“看病要花很多钱，我们只能一直拖着，对不住孩子啊。”刘成群说。
上街乞讨
5个福娃出生后的这一年多，刘家的生活困顿不已。他们在今年10月底做出了一个决定，“带着孩子去郑州，上街讨饭，或许还能碰上好心人。”
10月31日上午，郑密路与淮河路交会处农贸市场门口，当刘永旗和马艳丽以及年迈的刘成群推着载有5个“福娃”的小木板车开始乞讨时，一下子围过来很多人。
刘家人向路人展示了一张求助信，“为照顾孩子，我们欠下3万多元外债。其中，银行贷款2万元。以前一个厂家免费供给奶粉，现在停止了。而孩子还小，还需要吃上一段时间。一天一袋多的奶粉，约需20元，对于我们来说，这是一项大的开支。亲戚朋友都被借遍了，只有外出乞讨一条路。”
“上边没有对多胞胎家庭救助的相关政策，凭他们个人之力，显然杯水车薪。几个单位这两天正在开会协商此事。”开封杞县妇联的耿姓工作人员告诉记者。《郑州晚报》记者方颖说，目前有一家企业愿意提供5个孩子奶粉，缓解他们的燃眉之急。
“孩子一天天大了，他们需要营养，你看一个个都是面黄肌瘦的。”马艳丽说。
10月31日中午，郑州的一位四胞胎妈妈黄红英带着孩子来到刘家人暂居的毛坯房里，探望五个“福娃”。30岁的黄红英来自民权县林七乡焦庄村。 2002年9月29日，黄红英在郑州一家医院剖宫早产，生下三女一男四胞胎。
“为生养孩子，家里砸锅卖铁，连院里最后一棵碗口粗的树也被换钱用了，但至今还欠着医院好几万。”黄红英说，刘家人的烦恼，她完全能够体会得到。
现在黄红英独自在家拉扯4个孩子，丈夫在外打工，每月将钱寄回家。“我上面还有70多岁的父母要照顾，下面拖着4个孩子，丈夫打工赚来的钱根本不够，我也要经常去借债。”黄红英说。不过幸运的是，去年6月份，四胞胎快要4岁时，偶然的机缘让郑州市康达幼儿园接纳了四胞胎，并在园内为黄红英提供了一份“清闲”的工作。
四胞胎光明、凯璐、银璐和晓璐很快和五个“福娃”熟络起来，四胞胎老大光明一边给五胞胎的老大贝贝撕饼干袋，一边重复着说:“撕开，撕开??”四胞胎还当起了小老师，教起了五胞胎学说话，学数数。
两家人分别时，黄红英硬塞给马艳丽300元，“你比我多一个孩子，更难。”
多胞胎政策
近年来中国多胞胎逐渐增多，大陆有300多个三胞胎以上家庭。从全国来看，山东和河南两个省多胞胎现象比较多。
为养育多胞胎，台湾一位四胞胎的母亲和一位六胞胎的父亲先后“过劳死”，台湾民众为此呼吁制定对多胞胎福利法。香港有这方面的制度，一个从杭州嫁到香港的女性在香港生了多胞胎，香港政府每月给每个孩子5000元港币抚育费，一家因此生活无忧。
多胞胎越来越多是个全球性的问题。到目前为止，美国等国家已经有了七胞胎、八胞胎，甚至十胞胎，而且多胞胎的数量越来越多。1980年到1997 年，美国的多胞胎出生率上升了42%。
在中国大陆，针对这个特殊群体目前还没有社会保障，要靠自己去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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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涛